中国近海几近无鱼可捕。曾经的四大渔场——渤海、舟山、南海沿岸和北部湾——早已空有其名。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2012)》，目前中国的水产品总量中，自然捕捞仅占30%左右。

　　与自然渔业资源枯竭相伴随，中国在近20年间崛起成为全球水产养殖第一大国。2010年，中国以3673万吨水产养殖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并占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61.4%。但中国水产养殖业呈现小而散格局，恶性竞争严重，水产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

　　在中国之外，全球的自然渔业资源也不乐观。

　　前述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称，目前世界范围内57%的鱼类种群已经充分开发，另有29.9%的种群已遭过度开发，亟需采取严格的管理计划来恢复其可持续生产能力。

　　近几十年来，发展可持续水产品的理念，逐渐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水产业界共识。一方面，定量、定时、定种类，有控制地捕捞野生水产品，保持其种群的可恢复性;另一方面，发展健康而安全的水产养殖业，同时尽力避免养殖对海洋生态和环境构成影响。

　　上述理念最终演变为数个完善、易用的标准认证体系。在欧美的一些超市，消费者可以买到带有“MSC” “BAP”等字样标签的产品，这些标签代表了这些产品的捕捞和养殖过程，不会对已经濒危的海洋生态和物种资源造成伤害。

　　显然，无论是自然渔业捕捞，还是水产养殖，中国都亟需引入与国外水产品可持续认证类似的理念。

　　但现实困境之下，“MSC”“BAP”进入中国的路途异常艰难。有观点认为，上述国际认证并不适用于中国现状。问题是，中国至今也并未发展出自己的可持续水产品认证体系。

　　消失的渔获

　　“海洋里的渔业资源很可能是取之不尽的。”1883年，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汤玛斯·赫胥黎在当年的国际渔业展览上这样宣称。赫胥黎当时认为，所谓“过度捕捞”和“鱼种灭绝”在科学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仅仅用了100多年，人类用不断革新的捕捞技术和飞速增长的食品消费能力，将上述论断完全推翻。因人口众多、过度捕捞等原因，中国海域和内陆水体成为典型。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浙江沿海的大黄鱼数量丰富，由于捕捞量过多，缺少冰库保存，当地政府曾经号召大家购买“爱国黄鱼”。如今，野生大黄鱼的捕捞量几乎为零。

　　上世纪80年代，渤海三湾——山东的莱州湾、天津的渤海湾以及辽宁的辽东湾，尚是中国的黄金海洋渔场，有鱼盆、虾盆及聚宝盆之称，海产品产量占全中国海产的40%强。此外，渤海充当了黄海、东海相当数量水生动物的产卵场，但近年来鱼虾难觅。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原副厅长、巡视员王诗成告诉财新记者，在莱州湾，接近三分之二的海洋生物品种灭绝;那些尚未灭绝的品种，种群数量也呈几何级数锐减。

　　上世纪70年代仅莱州湾就年产对虾1.6万吨，但从1993年开始，渤海对虾就形不成虾汛，最少的时候野生对虾年产仅800吨。

　　在中国第一大江长江，大量物种灭绝，空江危险已悬于当头。昔日的长江三鲜——刀鱼、鲥鱼、河豚中，前者几近灭绝，后两者已多年未见踪迹;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数量大幅下降。

　　世界许多其他水域也不乐观。

　　在大西洋，曾经可以用小渔船和鱼叉捕捞到的蓝鳍金枪鱼几乎绝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经将该鱼列入“极危级别”(CriticallyEndangered)物种名单。

　　自然资源减少使人类对水产品的需求转向水产养殖。目前，养殖业供应了全球约一半水产品。然而，飞速增长的水产养殖业正不断地给自然资源施压。

　　预防疫病的鱼用药物残留、养殖场的排泄物和饲料残渣会造成污染，使得养殖场附近水域富营养化程度上升，养殖的外来品种还会带来跨境疫病和物种入侵的风险。

　　发展可持续水产品，被认为是过度捕捞和养殖污染的解决途径。

　　尽管相关认证推广不过十几年，可持续水产品已逐渐在欧美等地的发达国家民众中流行开来。一些民间公益组织，则研究设立了多个可持续水产品的认证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