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内域水域的渔业殖增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在以前，由于波罗的海周围河流沿岸各种水电站的兴建，破坏了鱼类的自然产卵，因此欧洲将人工培育2龄鲑放流到这些河流中作业渔业增殖的一个重要项目。1984年，瑞典在这些河流中放流了400万尾2龄鲑(其中有小部分是海鳟)，芬兰1985年孵化了200万尾幼鲑并放流到这些河流中，以弥补自然产卵场的损失。

　　挪威自1882年随着第一个商业性的鱼类孵化场建成以来，一直致力于鳕鱼幼体的增殖放流，一直持续到1967年。最初是直接放流刚孵化出来的鱼卵，从1970s中期至1991年，转为放流幼稚鱼，但根据长期的跟踪监测结果发现增殖放流效果均不太理想(Blaxter, 2000)。

　　美国的增殖放流始于19世纪后期，其目的增加江河中因伐木、铁路建筑和围坝等建设工程而受损的三文鱼资源。然而，开始时效果并不明显，但随着增殖放流技术的逐步提高，江河中三文鱼资源量增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海洋增殖则不太理想(Arnason, 1999)。进入20世纪后，政府行为的海洋增殖放流项目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在整个沿岸水域进行了广泛的推广，增殖放流的对象主要为一些高价值的鱼类(Arnason, 1999)。目前在美国沿岸进行的增殖放流规模越来越大：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沿岸每年放流的鱼苗超过了20亿，费用约达1亿美元。

　　冰岛由于其得天独厚的河流条件、拥有大量未受污染的淡水、海洋生产力较高以及采取积极渔业管理措施(如海上禁捕三文鱼)，因此从20世纪初以来所进行的增殖放流均非常成功，且放流种类仅为大西洋三文鱼一种，海上放流的都是一些2龄或接近2龄的幼鱼(Arnason, 1999)。

　　澳洲在1800s中后期开始了渔业的增殖放流活动，起初是在私人水域中放流墨累河鳕鱼(1862年以前)，然后是引进褐色鲑和大西洋三文鱼在公共水域中进行放流(1888年)，接着是开展虹鳟的增殖放流(1894年)(Planning NSW, in draft)。这些早期的引种或增殖放流其目的在于建立和发展休闲渔业，因为休闲渔业在澳洲渔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很少去了解或考虑由此所产生的负面效应(NSW Fisheries, 2002a)。褐色鲑在19世纪70年代末被初次引进到澳洲西部沿岸进行增殖放流，但当时由于某些未知原因，这些放流未取得成功而暂时搁浅，直到1931年随着位于Pemberton的1个产卵场成功地引进了褐色鲑鱼卵并将孵化的幼鱼放流到当地河流后，增殖放流才得以重新开始。20世纪60年代中期，澳洲的昆士兰州为建立和发展休闲渔业而考虑引进尼罗河鲈鱼并放流到围坝水库中，到了1990年至这些放流活动在开放的江河系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Russell and Rim?鄄mer, in press)。

　　日本的增殖放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且全部政府行为的社会福利活动。因为捕鱼在日本是一项传统活动，是大多数渔村渔民和家庭生存的基础，政府认为有责任维持这一活动，因此政府在鱼卵的孵化、幼体的培育以及幼鱼的放流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以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日本的近岸渔业中，渔业的增殖放流相当关键。据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末，增殖放流所提供的渔获量占了近岸总渔获量的18%。

　　韩国的渔业资源放流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967年，当时是在江原道放流了大马哈鱼，这可以看作是韩国的第一次增殖放流活动。其后，随着渔业水产资源的变化情况，韩国的水产管理部门和研究部门以及民间机构陆续开始放流新的品种。1986年，韩国政府开始把水产资源增殖放流当作一项正式的产业扶持发展。目前，韩国重点放流的水产种苗，共有38个品种，其中鱼类品种29个，占全部放流种苗的76%。

　　在前苏联，鲟鱼业在渔业中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黑海的鲟鱼渔获量约20000吨，占世界鲟鱼总产量的70%以上。但是由于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上建坝以及污染等原因，使鲟鱼资源下降。为此，政府兴建了一些孵化场，进行了鲟鱼幼苗的增殖放流。